第429章 上中下三策病
一个并非太子的普通王子,如果在平时夜闯宫廷想要求见父王,那肯定是不会被侍卫斩杀的。
可是,如果他是在皇帝有可能病重驾崩的那天夜晚,突然非宣召强行入宫,那就很有可能被神经过敏的御林军擦枪走火干掉了。
闹明白了近期的很多看起来很不专业、情绪很不稳定的毛子方面国际应对手段、加入了“因为紧张而情绪不稳定”这个变量后,很多局面都豁然开朗。
基辛格或许是美国暂时唯一一个看出这个关联的人,当然并不是一直唯一——至少他现在已经告诉了关门弟子顾骜,想借助顾骜的脑子快、经常有真知灼见,跟他一起参详一些可以利用这一点的秘密外交预案出来,看看能不能利用这个认知为小团体利益谋一些好处。
当然,以基辛格的估计,最多一两个星期,如今的正牌国务卿舒尔茨肯定也会反应过来,然后再不超过一周,就会捅到李根总统那儿去。
基派势力要想证明其在美国对外事务上的常青树价值,就要打这个时间差,先做出一点成绩来,然后一旦总统需要,或者总统刚刚醒悟过来,就瞌睡送热枕头,把总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
这样圣眷就更加巩固了。
基辛格与顾骜,开始各种推演,把之前论文课题提到过的各种可能性,都做上对应预案,尤其是按照“苏联人如果情绪一直不稳定,还有哪些地方有可能出现此前没想到过的新情况”这一大的思想脉络往下推演揣测。
这种事儿是非常费脑的,连续十天的紧张学术操盘,顾骜都是在基教授的授意下,拨一拨动一动,只执行,不天马行空,不负责设想新的假想敌,把教授布置的方案都做了。
时间很快推进到了10月中旬。
“格林纳达如果出事儿,你这个快速反应方案不够完善。从尼克松开始,我们供核档的总统都已经习惯了每次要听‘上中下三策’的汇报,然后选一个。你直接给他一个方案,总统会不满的。”
这一天,在基辛格的办公室里,基辛格对顾骜拿出来的最新快速响应应对方案,提出了修改意见。
修改意见还不止一处:“这个阿根廷如果被苏联人扇动、出现变故的应对方案,也不行,备选项不够多。”
顾骜摘掉眼镜,揉了揉鼻梁,一边装累,一边不着行迹地心机:“教授,咱都是自己人了,你应该知道我这几天多辛苦,几乎是不眠不休了,那种注定要被否掉的陪衬方案,何必让我来想呢,你随便找个人,或者是阿卜杜拉学弟,或者别的可靠的谁,搞定不就好了,反正总统先生不会用的。”
基辛格歪着脑袋想了几秒钟,也注意到顾骜智力快被榨干了,选择了“掐头去尾脱敏后,放手外包”。
他跟顾骜刚才的这番交谈,言语并不多,但并非外交专业、或者对美国高层深有理解的人,是听不懂的。
这里就得提到后世基辛格回忆录里的一番论断了:从尼克松总统开始,因为尼克松跟东方智慧交锋了一段,回来之后,就喜欢上了学中国古代兵法那样,军师出谋划策一定要给主公“上中下三策”的选项,然后总统只负责拍板。
原先的美国总统,也希望下属汇报工作的时候,多给点分析选项,但没这么硬性。而尼克松从中国回来之后,这几乎是硬性要求了。
这就导致很多幕僚工作量大增,后来也就随便给很不靠谱的备选方案,满足总统的“甲方情节”。
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亲笔写道:“有些安全和国际关系幕僚摸清了总统的脾气后,就往往这么干:a方案是他真心想让总统采纳的方案,而b方案和方案根本就没想过。
总统非要个,那么幕僚就临时想‘b方案就是直接跟苏联人打核大战同归于尽’,‘方案就是直接认怂,承认苏联人拥有领导世界的权威’,最多再描述言语上稍微修饰一下。他们明知b方案和方案就是用来满足总统的甲方拍板欲,绝对不会被使用的,所以再荒唐也无所谓。”
这样,总统幕僚和顾问们的形式主义工作量就大减。
基辛格本人,当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,正是从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,转岗到国务卿位置上的,所以他对于这种事情是最有发言权的。
尼克松之所以最后出了“水门事件”,也是因为手下一个“明显用来陪跑的荒唐备案”居然被真的执行了,然后就闹大了——事实上,尼克松当时根本没有从窃听民猪档的事儿里,获得任何竞选优势,他也完全不需要刺探,都能清白选上总统。
所以说,“甲方为了显示自己权威的选择欲”,有时候是多么害人害己。万一你脑抽选中了一个乙方就是随便设计拿来陪跑的方案,最后就哭去吧。
基辛格如今还知道,尽管中间被卡特间隔了四年,但李根上来后,供核档系的总统,在国际关系问题决策领域,几乎还是沿用了尼克松“一定要汇报上中下策”的办事习惯。
只有遵照了给上中下策办事风格的顾问,才会得到总统的赏识。
如果很强势,只给总统一个选项,逼着总统按你的思路执政,那么这个顾问很快就会被认为是“试图操纵总统”而失宠。
怎么说呢,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哪怕到了唐纳德时代,人家号称没有“圈内人的官僚气”,可如果班农真要搞“只给总统一个选项”,还不是要乖乖失宠被踢出白宫。
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。
任何人坐到了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上,哪怕他一开始想得再好、再勉励自己要“虚心纳谏、兼听则明”,最后也会享受乾纲独断的快感的。
顾骜相信,他要是有机会当美国总统,他也经受不起这种考验。
幸好按照美国先法,他这辈子是不可能了,省掉了很多“如何防止自己有朝一日黑化”的担忧。
……
上面这些弯弯绕,顾骜和基辛格交谈的时候,当然不需要再赘述一遍,那是说给外人看的,类似于《北斗神拳》上的金牌场外解说员。
他俩都是人精,脑子里一秒钟闪完上述念头,然后就能流畅地往下聊了。
“教授,我觉得,如果你怕来不及完成那些‘明显要被否掉’的辣鸡备选项,不如就换个方针,让舒尔茨国务卿去完成这些工作好了。”
顾骜在回避掉了亲自干这些“无意义”工作的苦差后,假装刚刚灵光一闪地想到。
“什么意思?”基辛格饶有兴致地盘问。
顾骜:“很简单,我觉得您,还有我,当年在伊朗人质危机的处理上,已经在总统先生那儿直接露脸过了。这次要是再越俎代庖直接为总统解忧,舒尔茨阁下被您绕过了,他会怎么想?
您是打算退休了就去开个咨询公司的,并没有打算回去当国务卿。既然如此,不如分头下注,又显得谦虚一些——上次直接卖人情给总统,这次就卖给舒尔茨国务卿。
然后,b方案和方案那些排骨,就丢给舒尔茨国务卿的人去想好了。这样一来,总统未来要是真的用上了,他迟早会查出‘这个最英明正确的选项,来自于我们基派势力’。而那些没脑子的b/方案,也不至于侮辱了您的英名。
另一方面,您也不能保证总统每次都采纳来自您的预案。所以万一舒尔茨国务卿提供的其他备案真有貌似可取之处,被总统用了,最后效果却不如来自您的选项好,那不就更显得您英名、老谋深算么?”
顾骜这番说法,就非常有趣了。
直接找李根,那么ab上中下三策,都得自己想好了才能上书。
如果先找舒尔茨,让舒尔茨找李根,那就只提供上策好了,中下策让舒尔茨自己想办法。加上这本来就不是直接面向总统的最终汇报,方案少一点是应该的。
乙方内部几个设计师之间,也还要分工呢。只有乙方对外负责汇报ppt的人,才需要给甲方爸爸全面的选项。
还能便于揽功推过,多好。
基辛格越想越觉得顾骜的想法有点意思,忍不住贼笑着戟指笑骂:“你这家伙,越来越贱了!”
这里的贱,当然是类似于阴险、不择手段的褒奖词,只是省略的说法。
老阴哔师徒就这么商量定了,抛弃掉那些没什么价值的备选方案,只做a方案,送给舒尔茨。
不过,因为刚才已经交代下去了,所以阿卜杜拉学弟,乃至其他个别人,也已经兴冲冲地在不知道自己想法具体用途的情况下,把某些胡思乱想的东西交上来了。
这些东西,为了不伤害他们的积极性,表面上会被基辛格郑重地收走,其实嘛,不是被烧掉就是作为草稿,不再出现在舒尔茨或者李根面前。
不过,如果时间太紧急,舒尔茨其他渠道的幕僚来不及如何如何细想b方案和方案,直接把这边某些废弃草稿拿走借鉴一下,顾骜也是挡不住的。
反正基教授递交正式版给舒尔茨的时候,是会留档和留证据的,防止将来版本追溯不清被黑——这有点像后世工作任务交接,必须电子邮件确认、抄送领导备案一样,防止版本过多发生扯皮。
如今虽然没有电子邮件,但基辛格这样的人精,肯定有保护好自己的办法。
谁都没有料到,基辛格和顾骜忙完了方案,由基辛格交给舒尔茨国务卿的第二天,格林纳达就乱起来了。
新宝石运动的二号人物,武力扣押了已经投靠美国的毕晓普首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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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,如果他是在皇帝有可能病重驾崩的那天夜晚,突然非宣召强行入宫,那就很有可能被神经过敏的御林军擦枪走火干掉了。
闹明白了近期的很多看起来很不专业、情绪很不稳定的毛子方面国际应对手段、加入了“因为紧张而情绪不稳定”这个变量后,很多局面都豁然开朗。
基辛格或许是美国暂时唯一一个看出这个关联的人,当然并不是一直唯一——至少他现在已经告诉了关门弟子顾骜,想借助顾骜的脑子快、经常有真知灼见,跟他一起参详一些可以利用这一点的秘密外交预案出来,看看能不能利用这个认知为小团体利益谋一些好处。
当然,以基辛格的估计,最多一两个星期,如今的正牌国务卿舒尔茨肯定也会反应过来,然后再不超过一周,就会捅到李根总统那儿去。
基派势力要想证明其在美国对外事务上的常青树价值,就要打这个时间差,先做出一点成绩来,然后一旦总统需要,或者总统刚刚醒悟过来,就瞌睡送热枕头,把总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
这样圣眷就更加巩固了。
基辛格与顾骜,开始各种推演,把之前论文课题提到过的各种可能性,都做上对应预案,尤其是按照“苏联人如果情绪一直不稳定,还有哪些地方有可能出现此前没想到过的新情况”这一大的思想脉络往下推演揣测。
这种事儿是非常费脑的,连续十天的紧张学术操盘,顾骜都是在基教授的授意下,拨一拨动一动,只执行,不天马行空,不负责设想新的假想敌,把教授布置的方案都做了。
时间很快推进到了10月中旬。
“格林纳达如果出事儿,你这个快速反应方案不够完善。从尼克松开始,我们供核档的总统都已经习惯了每次要听‘上中下三策’的汇报,然后选一个。你直接给他一个方案,总统会不满的。”
这一天,在基辛格的办公室里,基辛格对顾骜拿出来的最新快速响应应对方案,提出了修改意见。
修改意见还不止一处:“这个阿根廷如果被苏联人扇动、出现变故的应对方案,也不行,备选项不够多。”
顾骜摘掉眼镜,揉了揉鼻梁,一边装累,一边不着行迹地心机:“教授,咱都是自己人了,你应该知道我这几天多辛苦,几乎是不眠不休了,那种注定要被否掉的陪衬方案,何必让我来想呢,你随便找个人,或者是阿卜杜拉学弟,或者别的可靠的谁,搞定不就好了,反正总统先生不会用的。”
基辛格歪着脑袋想了几秒钟,也注意到顾骜智力快被榨干了,选择了“掐头去尾脱敏后,放手外包”。
他跟顾骜刚才的这番交谈,言语并不多,但并非外交专业、或者对美国高层深有理解的人,是听不懂的。
这里就得提到后世基辛格回忆录里的一番论断了:从尼克松总统开始,因为尼克松跟东方智慧交锋了一段,回来之后,就喜欢上了学中国古代兵法那样,军师出谋划策一定要给主公“上中下三策”的选项,然后总统只负责拍板。
原先的美国总统,也希望下属汇报工作的时候,多给点分析选项,但没这么硬性。而尼克松从中国回来之后,这几乎是硬性要求了。
这就导致很多幕僚工作量大增,后来也就随便给很不靠谱的备选方案,满足总统的“甲方情节”。
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亲笔写道:“有些安全和国际关系幕僚摸清了总统的脾气后,就往往这么干:a方案是他真心想让总统采纳的方案,而b方案和方案根本就没想过。
总统非要个,那么幕僚就临时想‘b方案就是直接跟苏联人打核大战同归于尽’,‘方案就是直接认怂,承认苏联人拥有领导世界的权威’,最多再描述言语上稍微修饰一下。他们明知b方案和方案就是用来满足总统的甲方拍板欲,绝对不会被使用的,所以再荒唐也无所谓。”
这样,总统幕僚和顾问们的形式主义工作量就大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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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克松之所以最后出了“水门事件”,也是因为手下一个“明显用来陪跑的荒唐备案”居然被真的执行了,然后就闹大了——事实上,尼克松当时根本没有从窃听民猪档的事儿里,获得任何竞选优势,他也完全不需要刺探,都能清白选上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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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骜在回避掉了亲自干这些“无意义”工作的苦差后,假装刚刚灵光一闪地想到。
“什么意思?”基辛格饶有兴致地盘问。
顾骜:“很简单,我觉得您,还有我,当年在伊朗人质危机的处理上,已经在总统先生那儿直接露脸过了。这次要是再越俎代庖直接为总统解忧,舒尔茨阁下被您绕过了,他会怎么想?
您是打算退休了就去开个咨询公司的,并没有打算回去当国务卿。既然如此,不如分头下注,又显得谦虚一些——上次直接卖人情给总统,这次就卖给舒尔茨国务卿。
然后,b方案和方案那些排骨,就丢给舒尔茨国务卿的人去想好了。这样一来,总统未来要是真的用上了,他迟早会查出‘这个最英明正确的选项,来自于我们基派势力’。而那些没脑子的b/方案,也不至于侮辱了您的英名。
另一方面,您也不能保证总统每次都采纳来自您的预案。所以万一舒尔茨国务卿提供的其他备案真有貌似可取之处,被总统用了,最后效果却不如来自您的选项好,那不就更显得您英名、老谋深算么?”
顾骜这番说法,就非常有趣了。
直接找李根,那么ab上中下三策,都得自己想好了才能上书。
如果先找舒尔茨,让舒尔茨找李根,那就只提供上策好了,中下策让舒尔茨自己想办法。加上这本来就不是直接面向总统的最终汇报,方案少一点是应该的。
乙方内部几个设计师之间,也还要分工呢。只有乙方对外负责汇报ppt的人,才需要给甲方爸爸全面的选项。
还能便于揽功推过,多好。
基辛格越想越觉得顾骜的想法有点意思,忍不住贼笑着戟指笑骂:“你这家伙,越来越贱了!”
这里的贱,当然是类似于阴险、不择手段的褒奖词,只是省略的说法。
老阴哔师徒就这么商量定了,抛弃掉那些没什么价值的备选方案,只做a方案,送给舒尔茨。
不过,因为刚才已经交代下去了,所以阿卜杜拉学弟,乃至其他个别人,也已经兴冲冲地在不知道自己想法具体用途的情况下,把某些胡思乱想的东西交上来了。
这些东西,为了不伤害他们的积极性,表面上会被基辛格郑重地收走,其实嘛,不是被烧掉就是作为草稿,不再出现在舒尔茨或者李根面前。
不过,如果时间太紧急,舒尔茨其他渠道的幕僚来不及如何如何细想b方案和方案,直接把这边某些废弃草稿拿走借鉴一下,顾骜也是挡不住的。
反正基教授递交正式版给舒尔茨的时候,是会留档和留证据的,防止将来版本追溯不清被黑——这有点像后世工作任务交接,必须电子邮件确认、抄送领导备案一样,防止版本过多发生扯皮。
如今虽然没有电子邮件,但基辛格这样的人精,肯定有保护好自己的办法。
谁都没有料到,基辛格和顾骜忙完了方案,由基辛格交给舒尔茨国务卿的第二天,格林纳达就乱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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