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31章 做好事不留名_875
6月中旬的一天,也是顾骜在京城瞎撞滞留后的第五天。
终于摸清了门路的顾骜,回到曾经上班过的单位,求见到了管事儿的人。
顾骜是办正事儿的,而且是为了行业规範,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公司谋利益,所以他当然不会提礼物,而是非常两袖清风地空手上门。
“陈叔,找你可不容易。我绕了一大圈,才知道这事儿归你管。”
一进会见室,顾骜就出于尊敬地礼貌打招呼。
原来,管事儿的正是十年前顾骜老爹那家厂子曾经的老厂长,陈思聪,他今年就要退休了。六年前从地方国企因为业绩上立了功,调到京城,陈思聪一开始是接包丞丞调到外资口之后空出来的位置,不过后来辗转也来了电子这一块,做点事儿。
如今,包丞丞跟顾骜也都已经离开两年了,没想到顾骜回来做好事,又撞到熟人手上。
面对顾骜,陈思聪也是很感慨的——人家当年只是他手下技术科科长家的一个小屁孩,当年的国企,干部也是经常把孩子往单位里领的,所以厂里领导对手下中层管理人员的家属都挺脸熟。
尤其是顾家,从顾骜快上初中的时候,成了单亲家庭,那几年老爹没时间回家做饭,有一两年几乎是天天让顾骜放学了到厂里食堂吃饭。陈思聪可是在顾骜十岁之前,就见过他了。
不过,自从九年前人家开了窍,那几乎是一飞冲天。真算顾骜离开时的待遇,那真是不仅超过了他爹顾镛,也超过了陈思聪。
更何况,人家是根本看不上那点待遇,真正单飞之后搞经济建设,人家的成就速度更是比原先在单位过桥那几年还恐怖。
“你顾大老闆现在的势力,真要办事儿会找不着人?我看你就是假撇清!有想法就直说吧。”陈思聪也不跟顾骜客气了,说话很是随性。
“不是我假撇清,我这次的事儿,真不是为了我的利益,我是为了整个行业的长远。觉得一开始就该管管。”顾骜很诚恳的样子。
陈思聪懒得跟他玩文字游戏,只是随手接过顾骜陈情的材料,摆在桌上,直截了当问:“你说具体点儿。”
顾骜就把情况大致说了:“最近这几个月,您也知道的,国内有了第一家准入的家用游戏机进口企业,就是我们天鲲,这也是唯一的一家。
我相信后续至少两年,这也是唯一正规的一家。假冒、翻新那些我们不去管它。另外呢,从去年开始,我见国内从钱塘开始,蔓延到周边一线城市,还有其他几个发达的二线,陆续都出现了街机厅,这些都需要规範呐,教坏了小朋友,我可担当不起。”
陈思聪:“你简要说一下,你这个建议里面,具体希望怎么做。”
他也懒得慢慢看,就先听听提纲。
“主要呢,我是觉得电子市场、百货商店卖游戏机的门店,应该查查证件;街机厅老闆也应该查查证件,不满16岁的,那肯定是初中都没毕业,不该让他们买和玩。”
陈思聪:“这个事儿,本来是没人管的,毕竟是新事物,最后说非要管,踢到我们这儿,我们也就管。不过,退一万步,就算chūtái了行业规範,这也就是个推荐性的标準。我们是没有在地方上执行的能力的。
也就是真要有经营者违规,也只是原则上违规,一两年内,也不知道该工商还是治安去纠正。你要有个心理準备,新事物嘛,观察两年是很正常的。”
“这个我理解,不过,先把原则定一下,愿意自律的人知道怎么自律,总比两眼一抹黑好。”顾骜也很通情达理。
他知道80年代剩下这几年,小孩子打游戏的风险都不大,因为绝大部分小孩子没这个钱。
陈思聪不由奇道:“你这样做生意的人,我还是头一次见。明明市场是你一家垄断的,你还主动要求扛社会责任、把一部分生意压掉,够种!有魄力!”
顾骜苦笑:“我这么做,才是真心把这个行业当成我自己的了,我希望它从一开始就长久、有序发展,被人正视。
而且凭良心说,我的本意真不是卖游戏机给中国人,我希望我一辈子赚外国人的钱,中国人在游戏领域越少花钱越好。我也不指望‘刺激消费’来提振国民经济、间接为国家做贡献——
过个20年,或许我们需要用‘消费爱国’来提振经济,但是十年八年之内,中国的gDP可能还佔不到全球gDP总量的百分之一,或者勉强在一两个点之间挣扎。
这种情况下,中国人就算把所有钱都攒起来,只要他们自己忍得住通货膨胀,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。因为光是搞基建和做出口外贸,对经济的拉动就足够了。老百姓的钱放在银行里,也不会沉澱下来没处花的,有的是基建项目和实业企业需要贷款贷出去扩大生产,所以储蓄也是做贡献嘛。”
顾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三观还是很正的。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后世活在08年次贷危机后消费救国时代,就一竿子打倒觉得拚命变着法儿勾使人消费就是好的。
在整个80年代,乃至90年代早期,以中国的体量,就算全部节衣缩食,不想消费,都没问题,所有钱都用来投资扩大再生产,外面的全球市场也消化得掉。
消费,是在“所有剩余财富无法全部投入再投资,投资需要的缺口吃不下那么多钱,会过剩”的时候,才必须鼓励的。
陈思聪咂摸了一下顾骜的意思,也不由得对顾骜的觉悟更加肃然起敬了几分。
不过他也有些更多想不明白的: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国卖游戏机?你应该全部主打出口创汇市场,为国家做贡献啊。
说到底,你虽然爱国,但还是有点商人属性的,国内的钱虽然少,你还是捨不得不赚嘛——当然,我不是在指责你,你已经比其他奢侈商人好太多了。”
“所以我才没有在三年前、天鲲的游戏机刚上市时,就在国内同步推出——我可是比美国、曰本市场压后了整整三年!”顾骜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动机辩护,
“而现在,我之所以来了,无非是形势需要。首先,游戏机在发达国家,已经出现了三年了,国内灰色渠道多多少少也有点高价货存量。
加上84年以来,先富起来的人肯定是有一批的,按照资本注意的说法,他们也有砸钱赢得社会尊重、谋求跟穷人差异化的需求,这都是客观存在的。
如果天鲲游戏机再不往国内卖,最多一两年,曰本人的任天堂Fc也会买进来。到时候,买进口游戏机花的外汇,就是完全被曰本人赚走了。
我现在卖的话,虽然也是属于‘港资进口’,也是外汇买进口货被赚,但好歹是我在赚。这些钱名义上是外资公司,却至少是用在利国利民的事情上。
经济形势发展到今天,先有钱起来的这些人,为了显示自己跟穷人不一样而额外花外汇买进口货,这是堵不住的。
今天一家10万元户,儿子结婚需要一台彩电,内地国产的可能只要七八百,特区汉乐电子的可能要一千块,松下的可能要一千五一千八——那个十万元户,可能就要为了有面子,多掏千儿八百地买松下彩电。其实松下的货质量好性能好固然是一方面,但更多也就是纯粹为了一个稀缺带来的面子。
既然这种需求存在,不如让天鲲来扮演这个‘让先有钱起来的人装逼’的工具好了。所以我必须做成学习机来进口,而不是游戏机。因为学习机拿得出手,这是给自家孩子学电脑操作的入门设备,是一个家庭家教投入档次的象徵,家里放一台倍儿有面子。
为国创汇从来都有两种渠道:一种是直接把东西卖给外国人,把外汇赚回来;第二种就是把‘原本中国人自己国民消费就要浪费掉的、用于进口外国货的外汇’,引导到改为买‘貌似外资、但实际是中国人控制的公司’的产品,变相把外汇留在中国人的控制範围内。
前一种是开源创汇,后一种是节流创汇。”
陈思聪听了,顿觉豁然开朗。
国家虽然一直有对外汇的管制,可那么多友谊商店也不是假的,不可能100%外汇都拿来做有意义的事情。
总要给有钱人一点激励,让他们赚了10块外汇,拿出一两块来享受、体验自己的人生与穷人的不同,才能更好的投入继续赚钱。
顾骜把这一两块引导下来,也是一种创汇呀。
“难怪,你对游戏机行业的规模,是否会因此下降,并不特别在乎——你赚中国人的钱,只是想赚那部分‘本来就要花给洋人,那还不如花给你’的钱,但你更希望的是,能不花就不花。这境界,我是想都想不到。
那没说的,你这份建议留下吧,我们尽量帮你做推荐性的监管,规範一下行业。”
……
几天之后,一份讨论后的对电子游戏机、学习机行业的自律性规範档案,就进入了讨论阶段,相信不久就会正式chūtái了。
不过考虑到新事物总是需要观察的,这个行业自律性规範一两年内也不可能真的有执行层面的保障。
只是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,首先争取让大家自觉,同时也让天鲲公司管理经销商和侵权者时更加有依据,不至于被其他经营者说无事生非。
京城之行的最后,在跟陈思聪等人的接触中,顾骜还披露了一个非常有良心的安排。
“我準备,从今年开始,天鲲集团每卖出一台游戏机、学习机,无论是在全球哪国市场卖出的,国内国外一视同仁——只要卖出一台,天鲲就向‘天索环保基金会’多捐款1美元,用于在西北搞公益环保,治沙造林。
我说的是额外给1美金,也就是原先加入全球自然保护协会tnc时,承诺过的那个‘一年一千万’,还不算在内。假设今年天鲲全球市场卖出800万台,年底咱就给环保基金捐1800万美金。”
听到这个决策时,有关跟顾骜讨论相关问题的人物,全部是肃然起敬的。
尤其是当他们看了顾骜有意透露的上年度天鲲财报某些段落、成本分析,意识到卖游戏机的纯利润并不高,一台游戏机摊销掉七七八八的成本后,最终纯利润可能还不到10块钱美金——这种情况下,每台再额外捐1美金,占销售额的比例固然不高,可占纯利润的比例就很大了。
这得是多良心的爱国资本家呀!
当然了,至于卖“游戏卡带”能赚多少钱,顾骜肯定是不会给那些人看的,这跟他们毫无关係嘛。
他们也不需要知道,一家游戏机公司主要赚的是第一方游戏卡带的钱,还有作为游戏卡带平台的抽成。就像后世索尼靠卖Ps4机器其实不挣钱,但卖Ps-stoRe上的游戏几乎是赚到盆满钵满。
“小顾,你这个事迹,要不要再找通讯社的或者报社、电视台的人採访採访?这样的爱国企业家事迹,他们是很乐于宣传的。”
听完顾骜的慷慨打算时,当时就有些朋友如此设身处地帮他建议。
顾骜至今没有给游戏机和学习机正式打过电视和报纸广告。
虽然历史上“小霸王学习机”广告可是打得震天响,而以如今的时代背景,也没有任何规範性档案说过“不许给游戏机打广告”。
顾骜只是因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,而没有打广告。另一方面,也是天鲲的牌子逼格太高了。
光是靠着同期《终结者》这些的热播软植入,以及那些“全球首款可存储式游戏机游戏,是一家外资公司天坤集团开发的《三国演义》。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”这样的喜报性质新闻报道,就够深入人心了。
所以他不屑于直接做广告。
这次的额外捐钱,也是希望将来少被人留下指责他赚游戏血钱的把柄。
不过那些善意友人,却没到这个境界。他们揣摩着顾骜只是“就算不做广告,上了新闻宣传一下也总是好的”这样的思路,才劝顾骜把“卖一台学习机就多捐1美元治沙造林”炒作一下。
然而顾骜再次拒绝了。
“我不需要这种炒作,要做好事就默默地做,不要留名。现在说出来,好像是我在告诉普通人、买游戏机也是捐款爱国,这不好。
咱不告诉大家,等年底销量统计出来、我的钱也捐出去了,让新闻媒体发现今年天索基金会拿到的钱为什么有零有整、主动採访我了,我再公布这个钱数的演算法——这性质就不一样了,至少我没提前喊出来、藉助道德制高点促进别人买。”
高,是在是高。
虽然因此会失去提前半年宣传善举的机会,但形象却更加超然了。
这是真正的做好事不留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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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于摸清了门路的顾骜,回到曾经上班过的单位,求见到了管事儿的人。
顾骜是办正事儿的,而且是为了行业规範,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公司谋利益,所以他当然不会提礼物,而是非常两袖清风地空手上门。
“陈叔,找你可不容易。我绕了一大圈,才知道这事儿归你管。”
一进会见室,顾骜就出于尊敬地礼貌打招呼。
原来,管事儿的正是十年前顾骜老爹那家厂子曾经的老厂长,陈思聪,他今年就要退休了。六年前从地方国企因为业绩上立了功,调到京城,陈思聪一开始是接包丞丞调到外资口之后空出来的位置,不过后来辗转也来了电子这一块,做点事儿。
如今,包丞丞跟顾骜也都已经离开两年了,没想到顾骜回来做好事,又撞到熟人手上。
面对顾骜,陈思聪也是很感慨的——人家当年只是他手下技术科科长家的一个小屁孩,当年的国企,干部也是经常把孩子往单位里领的,所以厂里领导对手下中层管理人员的家属都挺脸熟。
尤其是顾家,从顾骜快上初中的时候,成了单亲家庭,那几年老爹没时间回家做饭,有一两年几乎是天天让顾骜放学了到厂里食堂吃饭。陈思聪可是在顾骜十岁之前,就见过他了。
不过,自从九年前人家开了窍,那几乎是一飞冲天。真算顾骜离开时的待遇,那真是不仅超过了他爹顾镛,也超过了陈思聪。
更何况,人家是根本看不上那点待遇,真正单飞之后搞经济建设,人家的成就速度更是比原先在单位过桥那几年还恐怖。
“你顾大老闆现在的势力,真要办事儿会找不着人?我看你就是假撇清!有想法就直说吧。”陈思聪也不跟顾骜客气了,说话很是随性。
“不是我假撇清,我这次的事儿,真不是为了我的利益,我是为了整个行业的长远。觉得一开始就该管管。”顾骜很诚恳的样子。
陈思聪懒得跟他玩文字游戏,只是随手接过顾骜陈情的材料,摆在桌上,直截了当问:“你说具体点儿。”
顾骜就把情况大致说了:“最近这几个月,您也知道的,国内有了第一家准入的家用游戏机进口企业,就是我们天鲲,这也是唯一的一家。
我相信后续至少两年,这也是唯一正规的一家。假冒、翻新那些我们不去管它。另外呢,从去年开始,我见国内从钱塘开始,蔓延到周边一线城市,还有其他几个发达的二线,陆续都出现了街机厅,这些都需要规範呐,教坏了小朋友,我可担当不起。”
陈思聪:“你简要说一下,你这个建议里面,具体希望怎么做。”
他也懒得慢慢看,就先听听提纲。
“主要呢,我是觉得电子市场、百货商店卖游戏机的门店,应该查查证件;街机厅老闆也应该查查证件,不满16岁的,那肯定是初中都没毕业,不该让他们买和玩。”
陈思聪:“这个事儿,本来是没人管的,毕竟是新事物,最后说非要管,踢到我们这儿,我们也就管。不过,退一万步,就算chūtái了行业规範,这也就是个推荐性的标準。我们是没有在地方上执行的能力的。
也就是真要有经营者违规,也只是原则上违规,一两年内,也不知道该工商还是治安去纠正。你要有个心理準备,新事物嘛,观察两年是很正常的。”
“这个我理解,不过,先把原则定一下,愿意自律的人知道怎么自律,总比两眼一抹黑好。”顾骜也很通情达理。
他知道80年代剩下这几年,小孩子打游戏的风险都不大,因为绝大部分小孩子没这个钱。
陈思聪不由奇道:“你这样做生意的人,我还是头一次见。明明市场是你一家垄断的,你还主动要求扛社会责任、把一部分生意压掉,够种!有魄力!”
顾骜苦笑:“我这么做,才是真心把这个行业当成我自己的了,我希望它从一开始就长久、有序发展,被人正视。
而且凭良心说,我的本意真不是卖游戏机给中国人,我希望我一辈子赚外国人的钱,中国人在游戏领域越少花钱越好。我也不指望‘刺激消费’来提振国民经济、间接为国家做贡献——
过个20年,或许我们需要用‘消费爱国’来提振经济,但是十年八年之内,中国的gDP可能还佔不到全球gDP总量的百分之一,或者勉强在一两个点之间挣扎。
这种情况下,中国人就算把所有钱都攒起来,只要他们自己忍得住通货膨胀,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。因为光是搞基建和做出口外贸,对经济的拉动就足够了。老百姓的钱放在银行里,也不会沉澱下来没处花的,有的是基建项目和实业企业需要贷款贷出去扩大生产,所以储蓄也是做贡献嘛。”
顾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三观还是很正的。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后世活在08年次贷危机后消费救国时代,就一竿子打倒觉得拚命变着法儿勾使人消费就是好的。
在整个80年代,乃至90年代早期,以中国的体量,就算全部节衣缩食,不想消费,都没问题,所有钱都用来投资扩大再生产,外面的全球市场也消化得掉。
消费,是在“所有剩余财富无法全部投入再投资,投资需要的缺口吃不下那么多钱,会过剩”的时候,才必须鼓励的。
陈思聪咂摸了一下顾骜的意思,也不由得对顾骜的觉悟更加肃然起敬了几分。
不过他也有些更多想不明白的: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国卖游戏机?你应该全部主打出口创汇市场,为国家做贡献啊。
说到底,你虽然爱国,但还是有点商人属性的,国内的钱虽然少,你还是捨不得不赚嘛——当然,我不是在指责你,你已经比其他奢侈商人好太多了。”
“所以我才没有在三年前、天鲲的游戏机刚上市时,就在国内同步推出——我可是比美国、曰本市场压后了整整三年!”顾骜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动机辩护,
“而现在,我之所以来了,无非是形势需要。首先,游戏机在发达国家,已经出现了三年了,国内灰色渠道多多少少也有点高价货存量。
加上84年以来,先富起来的人肯定是有一批的,按照资本注意的说法,他们也有砸钱赢得社会尊重、谋求跟穷人差异化的需求,这都是客观存在的。
如果天鲲游戏机再不往国内卖,最多一两年,曰本人的任天堂Fc也会买进来。到时候,买进口游戏机花的外汇,就是完全被曰本人赚走了。
我现在卖的话,虽然也是属于‘港资进口’,也是外汇买进口货被赚,但好歹是我在赚。这些钱名义上是外资公司,却至少是用在利国利民的事情上。
经济形势发展到今天,先有钱起来的这些人,为了显示自己跟穷人不一样而额外花外汇买进口货,这是堵不住的。
今天一家10万元户,儿子结婚需要一台彩电,内地国产的可能只要七八百,特区汉乐电子的可能要一千块,松下的可能要一千五一千八——那个十万元户,可能就要为了有面子,多掏千儿八百地买松下彩电。其实松下的货质量好性能好固然是一方面,但更多也就是纯粹为了一个稀缺带来的面子。
既然这种需求存在,不如让天鲲来扮演这个‘让先有钱起来的人装逼’的工具好了。所以我必须做成学习机来进口,而不是游戏机。因为学习机拿得出手,这是给自家孩子学电脑操作的入门设备,是一个家庭家教投入档次的象徵,家里放一台倍儿有面子。
为国创汇从来都有两种渠道:一种是直接把东西卖给外国人,把外汇赚回来;第二种就是把‘原本中国人自己国民消费就要浪费掉的、用于进口外国货的外汇’,引导到改为买‘貌似外资、但实际是中国人控制的公司’的产品,变相把外汇留在中国人的控制範围内。
前一种是开源创汇,后一种是节流创汇。”
陈思聪听了,顿觉豁然开朗。
国家虽然一直有对外汇的管制,可那么多友谊商店也不是假的,不可能100%外汇都拿来做有意义的事情。
总要给有钱人一点激励,让他们赚了10块外汇,拿出一两块来享受、体验自己的人生与穷人的不同,才能更好的投入继续赚钱。
顾骜把这一两块引导下来,也是一种创汇呀。
“难怪,你对游戏机行业的规模,是否会因此下降,并不特别在乎——你赚中国人的钱,只是想赚那部分‘本来就要花给洋人,那还不如花给你’的钱,但你更希望的是,能不花就不花。这境界,我是想都想不到。
那没说的,你这份建议留下吧,我们尽量帮你做推荐性的监管,规範一下行业。”
……
几天之后,一份讨论后的对电子游戏机、学习机行业的自律性规範档案,就进入了讨论阶段,相信不久就会正式chūtái了。
不过考虑到新事物总是需要观察的,这个行业自律性规範一两年内也不可能真的有执行层面的保障。
只是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,首先争取让大家自觉,同时也让天鲲公司管理经销商和侵权者时更加有依据,不至于被其他经营者说无事生非。
京城之行的最后,在跟陈思聪等人的接触中,顾骜还披露了一个非常有良心的安排。
“我準备,从今年开始,天鲲集团每卖出一台游戏机、学习机,无论是在全球哪国市场卖出的,国内国外一视同仁——只要卖出一台,天鲲就向‘天索环保基金会’多捐款1美元,用于在西北搞公益环保,治沙造林。
我说的是额外给1美金,也就是原先加入全球自然保护协会tnc时,承诺过的那个‘一年一千万’,还不算在内。假设今年天鲲全球市场卖出800万台,年底咱就给环保基金捐1800万美金。”
听到这个决策时,有关跟顾骜讨论相关问题的人物,全部是肃然起敬的。
尤其是当他们看了顾骜有意透露的上年度天鲲财报某些段落、成本分析,意识到卖游戏机的纯利润并不高,一台游戏机摊销掉七七八八的成本后,最终纯利润可能还不到10块钱美金——这种情况下,每台再额外捐1美金,占销售额的比例固然不高,可占纯利润的比例就很大了。
这得是多良心的爱国资本家呀!
当然了,至于卖“游戏卡带”能赚多少钱,顾骜肯定是不会给那些人看的,这跟他们毫无关係嘛。
他们也不需要知道,一家游戏机公司主要赚的是第一方游戏卡带的钱,还有作为游戏卡带平台的抽成。就像后世索尼靠卖Ps4机器其实不挣钱,但卖Ps-stoRe上的游戏几乎是赚到盆满钵满。
“小顾,你这个事迹,要不要再找通讯社的或者报社、电视台的人採访採访?这样的爱国企业家事迹,他们是很乐于宣传的。”
听完顾骜的慷慨打算时,当时就有些朋友如此设身处地帮他建议。
顾骜至今没有给游戏机和学习机正式打过电视和报纸广告。
虽然历史上“小霸王学习机”广告可是打得震天响,而以如今的时代背景,也没有任何规範性档案说过“不许给游戏机打广告”。
顾骜只是因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,而没有打广告。另一方面,也是天鲲的牌子逼格太高了。
光是靠着同期《终结者》这些的热播软植入,以及那些“全球首款可存储式游戏机游戏,是一家外资公司天坤集团开发的《三国演义》。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”这样的喜报性质新闻报道,就够深入人心了。
所以他不屑于直接做广告。
这次的额外捐钱,也是希望将来少被人留下指责他赚游戏血钱的把柄。
不过那些善意友人,却没到这个境界。他们揣摩着顾骜只是“就算不做广告,上了新闻宣传一下也总是好的”这样的思路,才劝顾骜把“卖一台学习机就多捐1美元治沙造林”炒作一下。
然而顾骜再次拒绝了。
“我不需要这种炒作,要做好事就默默地做,不要留名。现在说出来,好像是我在告诉普通人、买游戏机也是捐款爱国,这不好。
咱不告诉大家,等年底销量统计出来、我的钱也捐出去了,让新闻媒体发现今年天索基金会拿到的钱为什么有零有整、主动採访我了,我再公布这个钱数的演算法——这性质就不一样了,至少我没提前喊出来、藉助道德制高点促进别人买。”
高,是在是高。
虽然因此会失去提前半年宣传善举的机会,但形象却更加超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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