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39章 稀缺的资源
“去年现场检查,我们看了几十家企业。”主座旁一位从资本监管委员会离职的刘君道。
刘君,男,36岁,硕士毕业就进入了资本监管委员会,工作十余年后才决定进入金融企业工作。
刘君这类人因为在监管层有一定资源,也熟悉监管尺度,故很受各大券商和投资机构的欢迎,基本都是抢着要的“稀缺资源”。
金权集团的年中晚宴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,菜品规格很高,请来的也是各大专业舞团与相声小品表演者,但刘成楠与王潮的眼中似乎看到的只有这个新挖来的刘君,红水科技董事长曾志成也在特邀名单之中,此人正坐在蒋一帆左侧。
金权集团副总裁刘成楠姿态优雅地喝了一勺甲鱼汤,微笑问刘君道:“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?”
“我最记得的有几个,三云一家化工公司存在账外虚构支付费用,虚增利润;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,还涉嫌虚假转让股权,从而消除同业竞争。”
“股权还能虚假转让?”曾志成吃惊地问。
“呵呵,就是表面上转了,实际上是代持,没转。”
刘君喝了口茶继续道,“京城一家科技公司,实际控制人将公司的钱大额提出,存到自己的私人账户,然后让供应商虚开发票;还有一些企业,原材料的投入与产出比例明显存在异常,银行存款日记账记载的交易对手方与资金流水显示的对手方不一致,或者开具无实际销售活动的虚假发票。”
“这些情况在前期投行做财务核查时,应该都能查出来才对。”王潮语气很平静。
“做得好的话,当然都能。”刘君道,“但总有企业抱着侥幸心理,以为我们不会细查,或者就是赌,赌我们现场检查抽不中它们。”刘君说到这里,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曾志成,微笑道:“不过我相信曾总的公司肯定没有这样的情况。”
“那必须地!我们公司干净得很!”曾志成说着就用他那看不见血管的肥手端起酒杯,直接敬到刘君面前。
“不信您问问他们!”曾志成指着王潮、蒋一帆和黄元斌,我公司一份《代持协议》都没有,虚假发票更是不存在,收支货款,那绝对是公账对公账,我一分没挪用。”
“哈哈,这肯定的。”刘君也爽快站起跟曾志成碰了杯。
刘君刚才提及的问题,蒋一帆对红水科技核查到现在,确实没发现。
但红水科技真正的问题也并不乐观,至少没有乐观到让蒋一帆愿意签字。
刘君这样背景的人大家尊敬他、恭维他,但同时也提防他。
尊敬和恭维的原因是他曾经离监管层很近,关键时可在发审委那边说得上话,可以旁敲侧击问问某个具体项目预审员什么态度;
提防的原因自然也是他曾经离监管层很近,所以项目中的具体细节,这样的人还是越少知道越好,免得大舌头搅了一盘“好”局。
金权集团把刘君挖过来后,并没有将其放在山恒证券,而是直接让他进入集团的青阳投资分公司担任副总监,而王潮正是这家分公司的投资总监。
“刘总怎么下海了?”曾志成这个行外人毫不避讳地朝刘君问道。
“呵呵,得赚点钱,养二胎。”
刘君用叉子叉起了饭后果盘中的一片西瓜,突然将话题往蒋一帆身上一转道:“现在投行人2018年的奖金是不是2020年都发不完?”
蒋一帆立刻明白刘君问的是针对国家出台的一个征求意见稿,里面提及证券公司应当建立业务人员奖金递延支付机制,不得对奖金实行一次性发放。奖金递延发放年限原则上不得少于3年。
当时该意见稿发布后整个投行界全炸了锅,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做一个项目就在一年内吃饱,奖金得分三年甚至更多年,分次发放。
该奖金发放方式限制了人员流动性,本来爷我今年干够了,拿了奖金就转私募,或者跳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投资部,结果今年的奖金你分三四年给我,那岂不是我要继续被栓在投行三四年?
国内很多券商,一旦你主动提出离职,后面没发完的奖金,就跟你没啥关系了,都是公司的额外收益。
所以爷我为了不亏本,在等待奖金慢慢发的这三四年里还不能出新项目,否则又是新一轮奖金,想要全部拿完又要等个三四年。
可以说这个政策对于投资银行的所有员工,零支持,毕竟投行人就算不跳槽,也有很大的需求买车、买房与生娃。
那些已经有车有房有娃的人,想的全是换更大的房,买更好的车与生更多的娃,很幼稚,但这就是现实。
“刘总,我们山恒还是以员工意愿为基准的,只要员工家里有需要,无论是看病还是买房,奖金都是一次性给的,毕竟那个意见稿也没强制实施。”王潮帮蒋一帆回答道。
“高薪行业嘛,自然会遭人嫉妒。”刘君哈哈道,“去年我在招聘网站上,看到青阳的有家投行招一个本科生,PPT岗,其实就是专门做美工,年薪开到了30至60万,只要求2年以上工作经验。”
“刘总,那些都是特例。”此时黄元斌插话道,“我们以前在明和,头部券商,正式员工一个月到手就4000出头,租个房子基本上饭都要自己做,不敢去聚会,现在我听说也就涨到了6500左右,您看现在都2018年了。”
刘君笑着点了点头,“没事,项目出来了就有钱了,你们投行干得多,拿得多是应该的,我看了下去年前28家券商的业务收入,投行业务占比是最大的,所以券商要赚钱,还得多靠一级市场。”
刘君当然没有把监管层内部的想法说出来。
监管层认为,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,投资银行业务存在“重发展、轻质量”、“重规模、轻风险”,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、执业质量良莠不齐、业务发展与内部控制脱节等现象,与其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方面承担的日益重要职责不相匹配。
“粗放管理”、“纪律松散”、和“过度激励”等这些词会刘君经常能在资本监管委员会的同事们口中听到,这是他们对于一些投资银行的普遍评价。
不少投行申报的项目确实质量不过关,而这些高风险项目的项目组成员,往往寄希望于干一单,吃饱了就跑,奖金最好一次性砸下来,而后从此隐匿江湖、金盆洗手。
国家出台意见稿希望延后投行人的奖金发放,不过就是想让这些心怀鬼胎的人跑得慢一点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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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君,男,36岁,硕士毕业就进入了资本监管委员会,工作十余年后才决定进入金融企业工作。
刘君这类人因为在监管层有一定资源,也熟悉监管尺度,故很受各大券商和投资机构的欢迎,基本都是抢着要的“稀缺资源”。
金权集团的年中晚宴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,菜品规格很高,请来的也是各大专业舞团与相声小品表演者,但刘成楠与王潮的眼中似乎看到的只有这个新挖来的刘君,红水科技董事长曾志成也在特邀名单之中,此人正坐在蒋一帆左侧。
金权集团副总裁刘成楠姿态优雅地喝了一勺甲鱼汤,微笑问刘君道:“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案例?”
“我最记得的有几个,三云一家化工公司存在账外虚构支付费用,虚增利润;实际控制人的近亲属,还涉嫌虚假转让股权,从而消除同业竞争。”
“股权还能虚假转让?”曾志成吃惊地问。
“呵呵,就是表面上转了,实际上是代持,没转。”
刘君喝了口茶继续道,“京城一家科技公司,实际控制人将公司的钱大额提出,存到自己的私人账户,然后让供应商虚开发票;还有一些企业,原材料的投入与产出比例明显存在异常,银行存款日记账记载的交易对手方与资金流水显示的对手方不一致,或者开具无实际销售活动的虚假发票。”
“这些情况在前期投行做财务核查时,应该都能查出来才对。”王潮语气很平静。
“做得好的话,当然都能。”刘君道,“但总有企业抱着侥幸心理,以为我们不会细查,或者就是赌,赌我们现场检查抽不中它们。”刘君说到这里,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曾志成,微笑道:“不过我相信曾总的公司肯定没有这样的情况。”
“那必须地!我们公司干净得很!”曾志成说着就用他那看不见血管的肥手端起酒杯,直接敬到刘君面前。
“不信您问问他们!”曾志成指着王潮、蒋一帆和黄元斌,我公司一份《代持协议》都没有,虚假发票更是不存在,收支货款,那绝对是公账对公账,我一分没挪用。”
“哈哈,这肯定的。”刘君也爽快站起跟曾志成碰了杯。
刘君刚才提及的问题,蒋一帆对红水科技核查到现在,确实没发现。
但红水科技真正的问题也并不乐观,至少没有乐观到让蒋一帆愿意签字。
刘君这样背景的人大家尊敬他、恭维他,但同时也提防他。
尊敬和恭维的原因是他曾经离监管层很近,关键时可在发审委那边说得上话,可以旁敲侧击问问某个具体项目预审员什么态度;
提防的原因自然也是他曾经离监管层很近,所以项目中的具体细节,这样的人还是越少知道越好,免得大舌头搅了一盘“好”局。
金权集团把刘君挖过来后,并没有将其放在山恒证券,而是直接让他进入集团的青阳投资分公司担任副总监,而王潮正是这家分公司的投资总监。
“刘总怎么下海了?”曾志成这个行外人毫不避讳地朝刘君问道。
“呵呵,得赚点钱,养二胎。”
刘君用叉子叉起了饭后果盘中的一片西瓜,突然将话题往蒋一帆身上一转道:“现在投行人2018年的奖金是不是2020年都发不完?”
蒋一帆立刻明白刘君问的是针对国家出台的一个征求意见稿,里面提及证券公司应当建立业务人员奖金递延支付机制,不得对奖金实行一次性发放。奖金递延发放年限原则上不得少于3年。
当时该意见稿发布后整个投行界全炸了锅,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做一个项目就在一年内吃饱,奖金得分三年甚至更多年,分次发放。
该奖金发放方式限制了人员流动性,本来爷我今年干够了,拿了奖金就转私募,或者跳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投资部,结果今年的奖金你分三四年给我,那岂不是我要继续被栓在投行三四年?
国内很多券商,一旦你主动提出离职,后面没发完的奖金,就跟你没啥关系了,都是公司的额外收益。
所以爷我为了不亏本,在等待奖金慢慢发的这三四年里还不能出新项目,否则又是新一轮奖金,想要全部拿完又要等个三四年。
可以说这个政策对于投资银行的所有员工,零支持,毕竟投行人就算不跳槽,也有很大的需求买车、买房与生娃。
那些已经有车有房有娃的人,想的全是换更大的房,买更好的车与生更多的娃,很幼稚,但这就是现实。
“刘总,我们山恒还是以员工意愿为基准的,只要员工家里有需要,无论是看病还是买房,奖金都是一次性给的,毕竟那个意见稿也没强制实施。”王潮帮蒋一帆回答道。
“高薪行业嘛,自然会遭人嫉妒。”刘君哈哈道,“去年我在招聘网站上,看到青阳的有家投行招一个本科生,PPT岗,其实就是专门做美工,年薪开到了30至60万,只要求2年以上工作经验。”
“刘总,那些都是特例。”此时黄元斌插话道,“我们以前在明和,头部券商,正式员工一个月到手就4000出头,租个房子基本上饭都要自己做,不敢去聚会,现在我听说也就涨到了6500左右,您看现在都2018年了。”
刘君笑着点了点头,“没事,项目出来了就有钱了,你们投行干得多,拿得多是应该的,我看了下去年前28家券商的业务收入,投行业务占比是最大的,所以券商要赚钱,还得多靠一级市场。”
刘君当然没有把监管层内部的想法说出来。
监管层认为,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,投资银行业务存在“重发展、轻质量”、“重规模、轻风险”,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、执业质量良莠不齐、业务发展与内部控制脱节等现象,与其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方面承担的日益重要职责不相匹配。
“粗放管理”、“纪律松散”、和“过度激励”等这些词会刘君经常能在资本监管委员会的同事们口中听到,这是他们对于一些投资银行的普遍评价。
不少投行申报的项目确实质量不过关,而这些高风险项目的项目组成员,往往寄希望于干一单,吃饱了就跑,奖金最好一次性砸下来,而后从此隐匿江湖、金盆洗手。
国家出台意见稿希望延后投行人的奖金发放,不过就是想让这些心怀鬼胎的人跑得慢一点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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